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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和成长

时间:2021-04-04    点击: 次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人民政协报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投身学生运动

  朱世英1918年出生于河北省成安县南姚堡村,她是一个50多口人的地主家庭的长女。

  父亲叫朱其祥,小时候一边上私塾,一边参加劳动,后来上过乡村师范、考取保定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书。他当过督学,又去天津做律师,还当选为直隶省议会议员(议会在天津)。

  由于父亲辗转于天津、北京、易县,河北宁晋、高阳、平谷、邢台和河南济源、辉县等地,给人当秘书或承审员,朱世英从5岁起便随父母离开家乡。

  朱世英在天津上小学时,家的街对面,是一座监狱,有革命党人被关在里面,她曾亲眼看到有革命者被刽子手拉出去杀害。她有一位世交姐姐,叫杨淑英(参加革命工作后改名狄越),比她大3岁,经常给她讲一些故事,是她参加革命的启蒙人。

  1928年,北伐军攻占天津,她随家人来到北京,进入绒线胡同小学。1931年,她上六年级,班主任王耀庭是搞平民教育实验的,富有爱国思想,给同学们讲九一八事变,每天上课前还他带大家集体宣誓,长大后一定要雪耻,收复东三省,这给朱世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朱世英考入北师大女附中。这是她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杨淑英在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上学,校长是孙荪荃(革命家谭平山夫人),主张抗日救国。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党的活动有相当大的帮助。朱世英说,她还经常看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些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等。

  她逐渐明白了许多抗日救国道理。

  1933年,日本人占领了冀东,热河失守,威胁到北平。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却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久又签订《何梅协定》,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国军队在长城浴血抗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广大爱国学生热血沸腾,他们以各种方式加以支援。

  1935年,女附中进步学生发起反对“总理纪念周”活动。朱世英回忆说,反对“总理纪念周”可能是我党领导的,具体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她也不清楚,只知道浦安修、刘志兰等人在组织,事先跟她说起此事的是浦安修。当时,学校每周一早晨要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先唱(国民党)党歌,然后念《总理遗嘱》。不少同学对此很反感,起来抗议,要教务长下台,顿时礼堂乱成一片。从那以后,学校就取消了这项活动,关心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开始在学校传播开来。

  1935年暑假,由于日军侵略,北平已很不安全。假期结束后,在于子凡倡议下,朱世英和郝贻纯(又作郝诒纯)等同学在全班串联,号召抵抗日本侵略。一天黎明前,她与于子凡、郝贻纯布置了教室,于子凡找来了消好毒的瓷片,每个人都宣誓,在誓词上签名,并用瓷片割破手指,按上血手印。这次活动,全班同学都参加了,即便是国民党员的子女也都参加了,大家热情很高。几个女同学每天早上起来,还拿铁锹挖战壕。

  从此,她对政治更感兴趣了。

  那段时间,朱世英受刘志兰、于子凡、浦安修、杨慧洁、郝贻纯等同学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已在北师大上学的杨淑英影响,虽然没有参加党组织,但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朱世英回忆说:

  “一二·九”游行对我来说是突然的,未能参加当日的抗日游行示威。我正在学校,那天早上突然听到街上的口号声,到了我们校门前,当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和同学同时往校门口冲,但校门已被关死,而且在门内站着四个拿棍子的黑衣警察。因为是没有组织的,我们也没有勇气往外冲,于是又回到校园,学校已乱成一片。接着,我发现有人往学校后边的围墙跑,因为前边是一个楼挡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们到后墙边时,正看到校方拦着同学,把墙上竖着的梯子拉倒,证明有的同学已从梯子出去了,也听到二龙路那边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我们一天被关在校内,给校方交涉要出去。事后才知道,清华、燕京的同学们游行从西直门进来,到各校接应同学出来,校门边有高一班三个同学出去了,即刘沙等三人。她们和学校进步组织没有联系,是另一个系统的。墙后只有于子凡、郝贻纯出去了,可见她们当时和组织有了联系,事先知道游行的事,为了怕当局破坏,因而保密,没有向我们说明。(见朱世英:《自述一生:回忆九十六年人生经历》,第42页,未刊稿。)

  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进步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朱世英参加了该组织,并任分队长(各个学校都有分队长),后来又参加了进步抗日妇女救国会、读书会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围坐在地板上,讲的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事情,互相传阅进步书籍和苏联小说,还教唱苏联歌曲。

  不久,北平十七中同学郭清在狱中被当局迫害致死,学联决定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东城区东河沿)召开追悼会。于子凡、郝贻纯、朱世英等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控诉国民党迫害抗日同学。追悼会结束后,有人提议抬棺游行,以示抗议,结果遭到当局镇压,警察到处追打学生,有30多位同学被捕。

  为营救被捕同学,她们与校方展开罢课斗争。当时,刘志兰是学生会主席,朱世英与杨慧洁、浦安修、郝贻纯、于子凡等都参加了。她还经常去北师大参加杨淑英等进步同学的聚会。

  因为抬棺游行事件,有几十名同学被捕,朱世英等都受到学校处罚。由于是毕业班,她们班有6位同学被告知不能报考本校,实际上是不挂名开除。朱世英是6位同学之一。

  后来,经斗争,校方同意她们报考,但没有一个人被录取。1936年暑假,朱世英同杨慧洁一起,住在刘志兰家。刘志兰由于组织学生运动,未考上大学,朱世英报考了东方女中。

  东方女中是女师大进步老师举办的一所学校。在东方女中,她与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四分区政委刘导生(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夫人刘雅蓝姐妹是同学,还担任了该校“民先”分队长和北平市学联交通员。在学校,她很快发展了七八位“民先”队员,教唱救亡歌曲,出救亡墙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7年5月,她还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纪念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宣传活动,到中法大学礼堂听黄松龄演讲,纪念五卅惨案。

  在革命中成长

  1937年7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朱世英和杨淑英等当时正在北平西郊大觉寺露营,他们一边学习游击战,一边到农村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听到了炮声,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变发生后,他们结束露营,回到城里听候组织指示。8月初,形势愈加严峻,组织上要求平津同学撤退。

  朱世英与几位同学转移到西直门外,目睹日军坦克从村边开过到郊区巡逻。不久,他们登上去天津的火车,车站上都是日军。由于日军占领津浦、平汉铁路,火车不通,他们设法买船票,决定去山东,先到龙口,几经曲折,来到济南。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把这些平津学生安排到城外一个中学住,每天给大家供应餐饮,但不让他们留在当地宣传抗日。于是,同学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南下武汉、南京,一部分赴西安、太原。朱世英与杨淑英、张仁槐(杨淑英丈夫)等来到太原,很快在太原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

  到太原以后,平津学生中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张仁槐是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朱世英与一部分同学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亡,教当地学生唱抗日歌曲。有时候,他们还打着小旗去太原火车站迎接到达的八路军。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八路军将领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抵达太原,与阎锡山等国民党代表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并接见各方人士。党组织通知杨淑英、朱世英等前往海子边公园(文瀛公园)迎接。

  那天,周恩来在欢迎会上致词,杨淑英唱了《松花江上》,激励人们的抗日热情,轰动一时。这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太原,太原建立了伤病员医院。朱世英的同学浦安修也到了太原,在医院工作。

  在太原工作两个多月,因母亲病重,朱世英回到家乡。

  1937年秋,日军已占领石家庄,正在南下邢台。朱世英一家决定逃难到她父亲工作的河南辉县。在邯郸火车站,有许多南下逃难的人,他们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一路艰辛。到辉县时,朱世英全身都出了荨麻疹。

  邢台很快失守,她父亲也无力承担一家30多人的日常生活。于是,一家人又逃难到许昌,投奔她父亲的朋友、当地税务局局长王慎九。几天以后,她父亲与耿采章(原辉县县长)一起到西安找工作。

  由于日军继续南下,眼看郑州有失守危险,朱世英的二爷决定分两路,他带一些人回家乡,朱世英和家中年轻人约十来口人赴西安,并于1938年1月到达。

  为了生计,朱世英的父亲又不得不离开家人,赴甘肃泾川工作,组建了泾川县第一所中学(泾川中学前身)。1942年,平凉县当局要求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参加国民党,否则就得离职。她父亲是民政科长,不肯入国民党,毅然离职去柳湖师范学院教书。

  此时,她的母亲古清秀已是癌症晚期,住进了西安第一中心医院。大约有半年时间,朱世英每天到医院照顾母亲,同时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母亲平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可惜年仅45岁便因病去世。

  在此期间,朱世英还与已到延安的杨淑英和西安“民先”总队、西北战地服务团取得了联系。她非常想回到组织,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由于母亲病危,父亲一再嘱托她照顾好母亲和弟弟,故未能成行。

  母亲去世后,朱世英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结束后,她们回到延安,她见到了浦安修、于子凡等同学。杨淑英在中央党校学习,已改名狄越。在这里,她与周巍峙等5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小叔朱其俊也到了延安,后来在晋东南根据地牺牲。

  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朱世英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还为与会代表演出,并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这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演出时,丁玲安排朱世英演唱秦腔剧目《忠烈图》,她不会唱秦腔;丁玲又让她唱京剧《白山黑水》中的政委。由于编剧对政委这个角色不太了解,台词有些不当,结果程子华政委听了,就对杨淑英说:“你那妹妹演的政委乱弹琴。”这个评价让她伤心了好一阵子。

  在延安,朱世英感到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各方面进步很快。毛主席在抗大院内给大家讲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讲战争形势,陈云讲干部政策,邓颖超讲日军占领区妇女受迫害情况,彭真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情况,并动员战地服务团到敌后去,大家都是席地而坐听报告,收获很大。

  在这里,朱世英看到人人都是平等的,在街上经常可以遇见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见面行个军礼。他们没有任何架子,一些中央领导还经常带他们去饭馆吃饭、拉家常。在宝塔山,音乐家冼星海还亲自教她们演唱他新创作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并教他们如何指挥。

  “要活下去与敌人抗争”

  1938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央决定八路军120师开赴冀中,任务是开辟平原根据地。西北战地服务团随部队撤退,奔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

  经过数十天行军,他们来到山西岚县120师部,正赶上敌机轰炸。

  在岚县休整数日,他们又随120师出发,到达太原以北,在同蒲路附近一个村子准备穿过敌人封锁线。当时天气十分寒冷,缺衣少食,他们从阳曲县大盂镇到达盂县杨兴镇,一夜穿过4个县,行军一百几十里。

  最后,他们来到河北平山县的一个村庄,当时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古月镇。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晋察冀边区后,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激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支援八路军抗战。朱世英随团员一起,走遍了根据地各军分区,给战士们演戏,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还演话剧、扭秧歌,或采用诗歌、报道、通讯等形式,受到八路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晋察冀根据地,朱世英在敌后开展工作,历尽艰辛。1939年11月,当时正值日寇进行冬季扫荡,她产下一名女婴。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她在生下孩子后就发高烧,一直昏迷不醒。等清醒过来,又不得不随大部队四处转移,只好忍痛将孩子送给了一位农村大嫂。

  等他们打游击回来,再去找时,孩子已经夭折了。朱世英回忆说:

  能够在43天的反扫荡中生还,主要由于我还年轻,肌体还有支持的潜力,也由于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绝不能叫日本鬼子打死和活捉。爬也好,被埋在雪中也好,数次脱离集体也好,极度饥渴也好,无论多么危险与困难条件下,我没有感到苦,没有流过泪,不气馁,不该在敌人面前就这样死去,要活下去与敌人抗争,这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见朱世英:《自述一生:回忆九十六年人生经历》,第86页,未刊稿。)

  1939年,根据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镇)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

  1940年,由于边区环境日益恶化,华北联大精简机构,取消了预科队,学员大都分配工作,朱世英被分配到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党校(对外称“宣训班”,校址在平山县),担任文化教员,实际上是做文娱工作。

  1941年秋,晋察冀八路军进行反扫荡后,她被分配到平山县做基层工作,一度任行唐县妇联宣传部长。1942年秋,她调至平山县委宣传部。1943年9月至12月,敌人以4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毁灭性的空前“大扫荡”,边区工作与生活异常艰难。1945年春,朱世英调至中央局城工部工作,部长为刘仁同志。

  抗战胜利后,朱世英随中央城工部来到天津。

  1946年春节后,组织上安排她回晋察冀根据地,来到城工部所在的河北阜平县。1947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平山县主持召开土地改革会议,朱世英与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志一起听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告,并参加土改。1948年春,朱世英调至获鹿县(今石家庄鹿泉区)委,任宣传部长,她的丈夫周铭高任书记。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接管北京,朱世英调至华北局党校,1949年2月随部队进北平。这时,华北局党校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1950年,中央决定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朱世英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筹建,并担任该校法律系第一届系主任。1973年,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朱世英调至北京师范学院(即首都师范大学),任系总支书记,1983年离休。

  (全根先 本文作者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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