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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中的4位百岁老人 与党同心与党同行

时间:2021-07-01    点击: 次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李云舒 薛鹏

 

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兵——郭瑞祥

继承遗志的英烈后代——瞿独伊

无影灯下的不老青松——辛育龄

航天报国的科学巨匠——陆元九

  郭瑞祥:多想让老战友们一睹今日芳华

  “要和祖国一起庆祝党的100岁生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些”。101岁的老战士郭瑞祥领奖结束后依然留在了北京。

  6月29日,亿万观众看到了郭瑞祥坐着轮椅被抬进人民大会堂的画面。随后,郭瑞祥坐着轮椅领受了“七一勋章”。从大连出发到北京领奖,老人非常激动,“这是党授予的最高荣誉,一定要亲自来领”。

  参加完颁授仪式,郭瑞祥吃了少许东西就休息了。醒来,他第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能找到吗?代表的发言能找到吗?我得好好学习啊!”

  虽已离休多年,郭瑞祥仍然牢记党员身份,坚持理论学习。走进他位于大连的家里,书柜里摆满了相关书籍。郭瑞祥孙子郭宇光透露,爷爷关心国家大事,只要身体允许每天都会看报,“原先是戴着老花镜看,后来又用上了放大镜”,他还会把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新闻和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屋里。他多想让老战友们也能一睹今日芳华!

  郭瑞祥记忆深处,回荡着决战的冲锋号角、牺牲战友的不舍目光。摩挲着战争年代的老照片,他总是念叨,有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新中国来之不易啊!

  郭瑞祥父母都参加了八路军。郭瑞祥早年投身革命,并于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郭瑞祥担任地下工作者,为我军收集了大量情报,他还积极组织群众,壮大党的队伍。1939年,在母亲建议下,郭瑞祥组织带领40多人参军。当时部队条件异常艰苦,缺衣少食武器落后,只能白天跟着敌人走,到了夜里打游击,有时一晚要走上百里。

  1946年9月,时任东明县独立营政委的郭瑞祥,带领150余名战士向敌人发起进攻,因消息泄露,敌人增援1000余人,将郭瑞祥和战友们团团包围。战斗从拂晓打到天黑,战士们滴水未进,多次突围失利致使士气有些低落。危急时刻,郭瑞祥组织党员骨干带头发起突围,成功挽救危局,郭瑞祥也荣立二等功。

  革命战争年代,郭瑞祥参加大小战役10余次,为革命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他非常珍惜组织给的荣誉,各个时期获得的勋章,他常拿出来小心擦拭,嘱咐子女一定要保存好。

  离休后的郭瑞祥依然保持军人本色,坚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女儿郭惠丽透露,上世纪五十年代部队发的一双皮鞋,父亲至今还在穿。几十年来,父亲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袜子破了就补着穿,一件羊毛衫穿了16年,袖子破了他就改成背心。家里仍在使用的床头柜等家具,是他30多年前亲手制作的。

  在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当中,已在党84年的郭瑞祥是党龄最长的一位。他说,庆祝建党100周年,作为一名老党员,自己要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还给儿孙们立下一条家训:永远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没有共产党员克服不了的困难。

  瞿独伊:赓续红色基因一生淡泊名利

  “七一勋章”颁授前的介绍视频中,一位老人独唱俄语《国际歌》的片段,感动了无数人。

  她是瞿秋白之女瞿独伊,今年100岁。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瞿秋白一路高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那一年,14岁的瞿独伊正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

  “一天,儿童院的孩子们围着一张《共青团真理报》议论着,还时不时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看到报道中父亲牺牲的消息时,我惊呆了,随即痛哭起来,晕倒在地。”瞿独伊回忆说。

  后来,每当唱起《国际歌》,瞿独伊就会想到父亲瞿秋白。

  1941年,瞿独伊随母亲杨之华回国,却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扣押监禁。敌人策反杨之华等党员未果,就盯上了年纪最小的瞿独伊。在一次审讯中,敌人许诺只要瞿独伊配合,出狱后会给她找一份工作。瞿独伊愤怒地拒绝:“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

  在监狱的4年,瞿独伊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1946年,获救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在苏联生活多年的瞿独伊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1949年10月1日,她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发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开国大典当天,各外国使团纷纷到天安门城楼祝贺。正在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的瞿独伊第一时间被通知将使用俄语播报。”瞿独伊女儿李晓云告诉记者,一下城楼,瞿独伊就坐上了前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汽车,争分夺秒地录制了俄语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据瞿独伊事后回忆,“我是含着激动的眼泪向苏联友人翻译解说大会的盛况和自己的感受的。”

  1950年3月,瞿独伊与丈夫李何被派往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这是新中国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当时,分社只有瞿独伊夫妇,面对简陋的条件,他们身兼数职扛起重任。周恩来总理访苏、时任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举行宴会和讲话,都是由瞿独伊充当翻译。

  李晓云介绍,有一次,瞿独伊夫妇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不巧遇上大雨,抵达时已是浑身湿透。新闻司司长得知他们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通讯员时,十分意外。瞿独伊解释说:“中国目前把一切力量都放在建设上。”

  瞿独伊生活极为简朴。定薪时,她主动减薪,记者站所用的收音机、照相机等都是自费购置。新华社改制之后,瞿独伊认为“国家正处于困难之际,个人不愿占用国家过多公共资源”,自请降低职称以减少劳动报酬,“工资能维持基本生活即可。”

  “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向党伸手,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这正是瞿独伊一生的真实写照。

  当被问及对于获得“七一勋章”的感想时,李晓云告诉记者,母亲非常激动。她说,“感谢党中央,这是一个崇高的荣誉。这荣誉不是给我妈妈一个人的,而是颁给继承前辈遗志努力工作的那一代人的。”

  辛育龄: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

  6月29日,同为医生的辛晓梅,替父亲辛育龄领受了“七一勋章”。那一刻,她只想尽快把这块沉甸甸的勋章送到父亲手上。

  42年前,辛育龄成功完成我国首例人体肺移植手术;49年前,在尼克松访华团的观摩下,辛育龄实施了针刺麻醉下的肺叶切除术,患者全程清醒、毫无痛楚,在国际上引起震动;63年前,在那个结核病肆虐的年代,辛育龄因创新手术方法治疗了200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病人,获得卫生部技术革新奖……从医以来,辛育龄多次在胸外科领域取得“从0到1”的突破,他还是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

  从小战士成长为大专家,把个人理想与党的召唤紧密相连,则是辛育龄不变的人生底色。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目睹山河破碎,16岁的辛育龄投笔从戎,一心想要上战场杀敌,却被安排成为冀中军区的卫生员。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

  “精神抖擞,目光敏锐,走路如飞,性格开朗,是个急性子。”虽然相处数月后白求恩大夫就牺牲了,但他留给辛育龄的印象却近乎永恒。他一直铭记白求恩说过的话:“医疗队和作战部队一样,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我们的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可疏忽。”

  一次,部队转移途中遭遇敌机轰炸,驮着药品的马受了惊,药箱摔破,药品洒了一地。白求恩大发雷霆,训斥辛育龄没管住马。辛育龄回忆:“当时我虽然感到委屈,可是我理解他的心情,药品损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注意到辛育龄的左臂被划伤,白求恩赶忙动手缝合,这道伤疤跟了辛育龄一辈子。

  白求恩是胸外科大夫,辛育龄后来也将胸外科作为主攻方向。1951年,他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前往苏联,用5年时间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白求恩有个观点:“离阵地越近,就越能多救些伤员!”辛育龄选择了病人更多的地方医院。

  辛育龄常说:“病人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呢?”他的弟子、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对老师的习惯印象深刻。每次手术前,辛育龄总会洗去手套上的滑石粉,减小摩擦,触摸病肺时,动作尽可能轻柔。

  辛育龄曾以诗咏志:“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为了减轻病人负担,他长期坚持出诊不设特需专家号,只设普通专家号。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他千方百计节约费用,甚至拿出积蓄帮助病人。“非典”期间,年过八旬的他,依然出任专家组组长,为每一位重症患者会诊。

  身边人都知道,辛育龄唯一的爱好是工作。即便住院前一刻,他依然还在出门诊。正如他所说,“始终以白求恩精神作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和旗帜,就是两个字,奉献。”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谈起看望辛育龄的场景,当在他耳边提起白求恩时,老人几乎是下意识地指了指左臂。“辛老与党同龄、与党同心、与党同行,这一生,都和党紧紧站在一起。”

  陆元九:回归祖国不忘初心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全体央企科技工作者的荣耀。”提起被授予“七一勋章”的感受,年过百岁的陆元九无比激动。

  陆元九,1920年1月出生,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

  出生于旧中国的陆元九,对当时的羸弱国力有着切身感受。求学之际赶上日寇入侵,陆元九在连天烽火中念完了大学。他至今依然记得,为躲避日军轰炸,他和同学们在防空洞学习的情景。

  20世纪40年代, 陆元九远涉重洋,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喜欢挑战的他选择仪器学专业,学习技术前沿的惯性导航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十分关键,美国政府将其列为重要军事研究项目。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到了为祖国贡献本领的时候了!”获得博士学位的陆元九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进步组织,为回国作准备。

  最终,历经海外11年曲折,陆元九回到祖国怀抱。陆元九回忆:“船先开到日本,又绕道菲律宾马尼拉。当停靠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可以下船活动,唯独中国人不能,被集中到一间船舱里看管。船从马尼拉开到香港,快靠岸时几名同行的回国留学生半夜就被叫起来,下到一条小船上才准许靠岸”。

  回想在国外没有身份、受人欺侮的经历,踏上国土的他无比畅快:“祖国,我回来了!”

  从此,一颗在惯性导航技术领域冉冉上升的“新星”,隐没在国际学术舞台。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却多了一份心系中华的智慧与力量。

  1958年,陆元九积极响应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不久,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的手中组装出来。

  1982年,年过花甲的陆元九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的他,把更高热情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对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进行了指导。在陆元九的带领下,中国航天还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国家还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创立了坚实基础。

  “一代一代要继续接力。”这句陆元九用来勉励航天后辈的话语,也揭示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续奋斗,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

  为中国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陆元九是幸福的。正如他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说的那样:“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再苦再累都觉得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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